陈潭秋毛泽我们说好不分离民后人撰文追思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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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一面旗帜 ——纪念我的父亲陈潭秋烈士殉难70周年 □陈鹄 今年9月27日是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烈士牺牲70周年纪念日。 我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出生于1896年,那时的中国国难深重,帝国主义列强肆意蚕食、瓜分中国,亡国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一面旗帜

  ——纪念我的父亲陈潭秋烈士殉难70周年

  □陈鹄

  今年9月27日是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烈士牺牲70周年纪念日。

  我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出生于1896年,那时的中国国难深重,帝国主义列强肆意蚕食、瓜分中国,亡国的危险迫在眉睫。在清政府和随后的军阀统治下,当时的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的困境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父亲和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在学生时代就产生了救国救民的念头。1916~1919年(20~23岁)他在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求学,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是学生运动的先驱,开始走上了学习、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21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从此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艰苦奋斗,1943年9月27日,他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47岁。

  我是烈士的儿子,但是我和父亲相处的日子实在非常短促,1933年春天,我还不满5周岁,父亲离开上海去了中央苏区,母亲也准备去中央苏区,为了避免子女的拖累,也为了子女有一个较为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母亲把我送到外婆家抚养,此后我就再没有见到父母了。因此,我对于父亲的认识和了解主要是解放后听许多与父亲曾经共同战斗过的革命前辈的述说和阅读有限的档案资料。

  但是,既然是父子关系,要写纪念父亲的文章,我还是想诉说一下在我和父亲短暂的、亲密的直接接触中,始终保留在我脑海中的稚嫩、依稀而终身不忘的记忆。这些记忆虽然有些琐碎,但却是我切身的感受和真情实感,是我终身的温馨回忆。

  也许正是因为我幼年失去父母,因此80年来常常思念父母,特别是成年以后从理性上知道父母是特别值得怀念的人,而我能怀念的内容又是那么贫乏,对于未能与父母长期相处我感到非常遗憾,因此将点点滴滴、客观上没有意义的“记忆”深深地保存在心中,这对我的心灵是一种特殊的抚慰。

  我记得,在家中,父亲常让我跨坐在他的膝上,面对面地和我说话,可惜说话的内容我一点也不记得了,只记得父亲和母亲常常会欢快地笑起来,大概是我的稚气引起的,这种情景应该称得上是“其乐融融”吧!这是一种甜蜜的、幸福的记忆。至今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位慈父,在我的记忆中绝对没有丝毫父亲对我发脾气、责骂的印象,但这并非我小时候特别乖巧、听话。后来我到外婆家,我外婆对我的评价是“很有些淘气”。当小学生时我多次受到罚站或教鞭打手心,从来都不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

  我手头有一本《回忆陈潭秋》,有董必武、陈云等40多位革命前辈撰写的回忆文章,凡讲到父亲的为人和与同志之间的交往,都说他对同志诚恳、热情、谦逊,对下级特别关心、爱护。在新疆工作时,大家送给他的外号是“老妈妈”。

  有时候父亲会带我出门,印象较深的是乘坐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公共汽车是在街边招手上车,车停下后,我在前面,父亲在后面双手插在我的肋下举我上车,我会兴高采烈地配合父亲的动作向上一跃,表现一下我很“行”,因为父亲有时会说一声:“哦!行呀!”我欣赏这种赞美。乘有轨电车时,车厢地面上扔有许多车票,我总要捡拾起一些,回到家中扮演售票员(在我稚嫩的心目中,整个车厢内售票员最有权威),让父母扮演乘客。当我捡拾地上的车票时,父亲会在适当的时候说:“好啦!好啦!回家够你卖的了。”(现在想来,少捡一些,可以避开那些被弄脏了的车票。但父亲从未说过:“太脏了,不许捡。”)

  我记得父亲常带我到一个朋友家,在那里有两个比我稍大的小朋友陪我玩耍,我比在家里更开心,而且吃饭的时候,必定有美味的鸡蛋汤。解放后,在中央党校(后到中宣部)任职的王学文同志和刘静淑同志告诉我,当年我们去的是他们家,那时我父亲任江苏省委组织部秘书,主持办一个工人干部培训班,地点就在王学文同志和刘静淑同志家中(他们家住房较宽敞,能住下6~7名学员),我父亲是主要的授课人。我们两家装扮成亲戚,我称呼王学文同志和刘静淑同志为“姑爹、姑妈”,每次去“姑妈”家,都是我先到门外大喊:“姑妈,姑妈,我来了!”“姑妈”就可以放心地开门,这成为联络暗号和安全信号。“姑爹”讲到这些事情时,笑着说:“你在年龄还不够当少先队员的时候就参加革命工作了,恐怕是最年幼的儿童团员吧!”

  解放后,我从许多革命前辈处听到一些父亲从事革命工作的事迹,在众多前辈对他的评价中,让我最难忘的,是周恩来总理对他的评价。

  1951年的暑假,我由武汉到北京,去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开学前,去拜望周总理和邓妈妈。周总理跟我谈了1个多小时的话。

  周总理说:潭秋同志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在当时是对优秀的共产党人的最高评价),他一生的革命经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经常受命于危难之时。他顾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每次都能够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正确应对,挽救危局,避免和减少了党的损失。

  周总理的这个评价,父亲自己和曾经在新疆工作时的助手吉合也提到过,他说:“在从事党的工作中,我比较突出的是走到哪里都是做善后工作。”从相关的文件档案中也能证实这一点,比如:1927年,华北地区的党组织存在严重的问题,背离党的政治路线,组织涣散到几乎解体的地步,父亲以中央巡视员的名义(还有刘少奇、韩连会参加,当时称“潭少连”)去处理问题,纠正错误,改组党的机关,历时近2年,稳定了局面。其间,北方党组织的某几个负责人竟然声言要结果“潭少连”,可见矛盾之尖锐、工作之艰难和环境之险恶;1930年满洲省委的组织被破坏了,党中央派父亲前去收拾残局、重建党的组织,他在沈阳工作了一段时间,工作有了起色,不久他在哈尔滨开会布置工作时被捕,狱中受尽折磨,健康受损,留下多种后遗症,九一八事变后被党营救出狱;1933年到中央苏区后,父亲被苏维埃选举为粮食人民委员(部长)。那时已进入反“围剿”斗争的后期,父亲在并不富裕的革命根据地,在十分艰难的境况下,筹足了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亟须的粮食,保障了红军坚持战斗和准备长征;红军开始长征后,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境况下,他以中央特派员身份领导福建省党的工作,坚持闽西地区游击战争,在战斗中负伤;最后他来到新疆,那时正是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表现出摇摆的苗头的时候。

  周总理说:大革命时期和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和潭秋同志有过较多直接和间接的接触,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有一段时间我们共同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周总理任组织部部长,我父亲任秘书。当时组织部全部工作人员不到10人,也没有副部长及以下的职位,秘书就是处理部务的主要工作人员),潭秋同志比我稍稍年长一些,他工作非常认真、稳重,我是很尊重他的。他为人谦逊、平易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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